她們沿著走廊向前，左轉，然後順利地爬上一個緩坡。克羅斯夫人能聽到基德夫人的喘息聲。
“也許接下來的路我自己可以走。”
“不，你不行。”
上了緩坡後再左轉，就能看到克羅斯夫人的房間了，中間還隔著三扇門。
“現在我要做的，”基德夫人一字一頓地說，試圖掩飾自己的上氣不接下氣，“就是使勁再推你一下。這樣正好把你推到門口。”
“你行嗎？”克羅斯夫人有點不太相信。
“當然。然後你就自己進屋，上床躺著，慢慢定下心來，再按鈴叫看護姑娘過來，讓她把輪椅還給我。”
“你不會讓我撞到什麼吧？”
“看我的吧。”
說完，基德夫人把握好力度，穩穩當當地把輪椅推了出去。輪椅平穩地向前滑動，剛好在她說的地方停下來，停在了克羅斯夫人的門口。克羅斯夫人本來趕緊抬起了雙手雙腳，現在她放下手腳，滿意地朝基德夫人點了點頭，表示服輸，轉身安全地滑進了自己的房間。
一看到克羅斯夫人進了屋，基德夫人就癱倒在地上。她背靠牆，雙腿直挺挺地伸著，坐在涼涼的油地氈上。她祈禱在自己恢復好體力往回走之前，不要碰到哪個多事的人。
不幸的故事
朱莉穿著粉白條紋的襯衫式連衣裙，戴著有蕾絲花邊的米黃色草帽，帽簷下別了一朵粉紅色的玫瑰。她在街上朝我大步走來的時候，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那頂帽子。有那麼一瞬間，我沒認出她來。最近幾年我有過好幾次這樣的經歷，在公共場合見到朋友時不能立刻認出來，他們看上去總是比我預想的老。朱莉倒不顯老，但這身打扮確實超出了我對她的想象。主要是那頂帽子。我在想，真有意思，那個高高的、有些男孩子氣的女人戴著這樣一頂帽子，有幾分英氣，又有幾分可笑。後來我認出來是她，便趕緊過去打招呼。我們在一家街邊餐館的遮陽傘下坐下來，一起吃午飯。
自從五月開會見到她，我們已經兩個月沒見面了。我是從外地趕來的，晚上就回去，朱莉就住在多倫多。
她很快就把近來發生的事告訴了我。她坐在那兒，看起來很漂亮，臉部線條在帽簷的掩映下顯得更柔和了，黑色的眼眸神采飛揚。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朱莉說，“你說這像不像曾經風靡一時的那種結局反轉的諷刺故事？我還真以為你是叫我過來保護你的呢。不，準確地說不是保護，這麼說太俗了。但我想你一定是覺得不對勁，謹慎起見，就叫我過來了。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棒的故事嗎？這種故事怎麼就不流行了呢？”
“因為結局太容易預料了，”我說，“或者人們覺得事情那樣發展不真實，或者他們覺得，事情怎麼發展跟他們又有什麼關係！”
“我就不覺得！不覺得容易預料啊！”朱莉說。有一兩個人朝我們看過來，這裡的餐桌相隔太近了。
朱莉做了個鬼臉，往下拉了拉帽子，順手把那朵玫瑰往太陽穴上壓了壓。
“肯定是我聲音太大了，”她說，“最近總是迷迷糊糊的。我只是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這頂帽子看起來傻不傻？算了，說正經的，你還記不記得上次在車裡講的那件事，說一個男人帶你去拜訪幾個有錢人？記得那個有錢的女人嗎？那個叫人討厭的女人。記不記得你說過有兩種愛情，其中一種是大家都不想錯過的？唉，當時我就想，我是不是兩種都錯過了？甚至到現在都分不清哪種是哪種。”
我正要說“萊斯利”，這是朱莉丈夫的名字。
“不要提‘萊斯利’，”她說，“你知道那不算。我也沒辦法，可就是不算。所以當時我想——本來是要開個玩笑的——但我想自己是多麼渴望愛情啊，哪怕浮光片影也好！”
“道格拉斯總比浮光片影好吧？”我說。“那倒是。”
五月份的那次會議結束後，大巴車停在夏日酒店門口，等著送參會者回多倫多或去機場。我去朱莉的房間找她，看到她正在往揹包裡收拾東西。
“我找了輛回多倫多的順風車，”我說，“如果你不願意坐大巴，想和我們一起走的話，就來吧。還記得昨天晚上我介紹你認識的那個人嗎，就是那個叫道格拉斯·賴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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