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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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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弗朗西絲仍然認為是阿德萊德告的密,仍然對此耿耿於懷,儘管她也知道,其實說感謝也一樣說得通。阿德萊德後來變得很胖,得了心臟病,現在她死了。

在殯儀館,人們沒有問弗朗西絲泰德的情況,不過她覺得這是因為由來已久的尷尬,而不是敵意。人們問她孩子們的情況,她就可以順便說起泰德了。她說小女兒從蒙特利爾回家了,她在那兒讀書,自己不在家的這幾天,她回去陪陪父親。泰德在住院。他有肺氣腫,病情危急的時候需要住院,好些了就回家。這樣的情況會持續一段時間。

於是人們開始說起泰德,回憶起他在課堂上的古怪行為,說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應該多一些這樣的老師,那樣學校會變得多麼不同。弗朗西絲笑了,她同意大家的看法,心想一定要把這些告訴泰德,但說的時候要顯得隨意一些,這樣他就不會認為是故意逗他開心了。離開漢拉蒂之後,泰德沒再當老師。他在渥太華找到一份工作,作為一名生物學家在政府供職。因為是戰時,所以沒有高學位也可能得到這樣的工作。弗朗西絲則繼續教音樂,這樣他們好寄錢給格麗塔。格麗塔回北安大略和孃家人一起生活了。弗朗西絲認為泰德是喜歡他的工作的。他曾捲入激烈的爭端和衝突,也曾說過憤世嫉俗的話,但在弗朗西絲看來,政府職員就是這樣。泰德卻漸漸地把教學看作自己真正的職業。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越來越經常談起教書的那些日子。在他嘴裡,那些日子成了一連串的奇遇,有瘋狂的校長、荒唐的地方教育委員會、不聽話但最終被完全制服的學生。這些都不是什麼令人懷念的記憶,但泰德說起來卻興味盎然。要是聽說學生們的回憶和自己的記憶相吻合,他會很高興的。

弗朗西絲還想告訴泰德海倫的事。海倫是阿德萊德的女兒,三十多歲了,長得很結實。她帶著弗朗西絲來到阿德萊德的屍體前。阿德萊德的嘴像是被捏住了,這下終於不說話了,她活著的時候可從來沒這樣。

“看他們是怎麼弄的,用金屬絲把她的上下頜綁在一起了。現在都這麼做,上下頜綁起來,怎麼看都叫人覺得不自然。以前是放些小墊子,把嘴唇撐起來,現在不這麼做了,太麻煩。”

一個臉色蒼白的胖男人拄著雙柺走上前來跟弗朗西絲說話。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我叫弗雷德·比徹,曾經住在阿德萊德家的隔壁。”

“哦,記得。”弗朗西絲說,雖然一時間想不起來和他相關的事了。說著話的時候,弗朗西絲想起來了。比徹說起他這個鄰居眼中的阿德萊德,還告訴弗朗西絲自己正在治療關節炎。弗朗西絲想起來阿德萊德說的比徹在雪地裡吐的事了。她說她很難過,比徹正遭受著關節炎的折磨,連走路都有困難,但她真正想說的是自己為那次事故感到難過。如果那個下雪天比徹沒出門,沒穿過鎮子去送嬰兒車,她現在就不會在渥太華,不會有這兩個孩子,不會有這樣的生活,一定不會。這是真的,弗朗西絲十分確信,但是這麼想讓人太不愉快了。永遠都不能承認自己看這件事的角度,那太可怕了。如果那天比徹沒出門——弗朗西絲一邊和他說話一邊想——那我們現在都在哪兒?鮑比大概得四十歲了,他也許成為一名工程師了——從他小時候的興趣(現在泰德經常回憶起來)看,這很有可能;他會有一份好工作,甚至是有趣的工作,有自己的妻子、孩子。格麗塔會去醫院看泰德,照顧患肺氣腫的丈夫。自己呢?可能還在這兒,在漢拉蒂教音樂;也可能在別的地方。可能從那段感情裡走了出來,愛上了別人;也可能忘不掉情傷,變得冷酷而孤僻。

“多麼不同。”弗朗西絲想。她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當然會不同,誰都看得出來,整個一生都會不同。她有愛情,有醜聞,有男人,有孩子,但在內心深處卻是一個人在前行,和這些出現之前的那個自己一模一樣。

當然不完全一樣。

一樣。

等我老了,會和母親一樣糟糕,她一邊想,一邊轉過身,熱情地和認識的人打招呼。不用擔心,那還早著呢。

巴登汽車

假如生在另一個時代,我想當個老姑娘。我們家出過很多老姑娘。這是個貧窮的家庭,家裡人極其沉默,堅韌,節儉。我和他們一樣節儉,一塊中國絲綢疊好放在抽屜裡,由於手指在黑暗中的撫摸而變舊;或是一封信,藏在少女時代的衣服下,無須開啟閱讀,因為每個字都已經爛熟於心,只消輕輕一碰,便一切盡在不言中。也許不必是這樣可觸控的東西,僅僅是記憶中曖昧不明的詞語、親暱隨意的聲音和冷酷無助的眼神——僅僅這些就可以。有了這些,我就可以年復一年地刷牛奶桶,熨燙衣服,跟著牛群走在長滿榿木和多毛金光菊的崎嶇小道上,把洗乾淨的工裝褲搭在柵欄上、把抹布攤在灌木上晾曬,生活得忙忙碌碌。那個男人會是誰呢?他可以是任何人:在索姆河戰役中犧牲計程車兵;或住在路前面不遠處的農民,娶了個說話粗魯的妻子,生了一大幫孩子;或是一個去薩斯喀徹溫省闖蕩的男孩,曾經說要來接我,卻再也沒有音信;或是那個每週日把我嚇醒的牧師,我生怕會遭受他所說的那種折磨。誰都可以,我可以秘密地擁有其中任何一個,終生的秘密,終生的夢境。我可以在廚房裡唱歌,擦爐子,擦煤油燈的玻璃燈罩,從水桶裡舀水,燒水泡茶喝。擦洗過的錫罐和破舊的抹布散發出一股微微的酸味。我的床在樓上,有高高的床頭板、鉤針編織的床罩,以及看起來粗糙卻很好聞的法蘭絨被單。還有熱水袋,可以緩解我的抽筋或夾在兩腿中間。就這樣,我一次次地回到幻想的世界,任自己受到攻擊,不再是從前那個自己。一個處女固執的信念,深信不疑的信念。任何一個飽經風霜的妻子都會告訴你,根本沒有那回事。

我將長柄勺浸入水桶,也任自己沉浸在無害的瘋狂中。我哼著歌,不會引起任何人的好奇。

“他是山谷中的百合,

是閃亮的晨星,

是我萬里挑一、心有靈犀的好人兒。”

今年夏天,我住在多倫多一個叫凱伊的朋友的公寓裡,準備完成一本家族史書,是一些有錢人出錢僱我寫的。春天的時候,為了寫這本書,我需要在澳大利亞待一段時間。在那兒,我遇到一個人類學家,很多年前我們在溫哥華曾有過一面之緣。那時他和第一任妻子在一起(現在是第三任),我身邊則是第一任丈夫(現在離婚了)。當時我們都住在“福特營”——大學裡已婚學生聚居的地方。

這位人類學家曾經調查過昆士蘭北部的語言群體。他打算先在這個城市的一所大學待上幾周,再去印度與妻子會合。他妻子得到一項資助,正在那裡學習印度音樂。她是那種新式的妻子,有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情。他的第一任妻子當時是有工作的,她要掙錢供他讀完大學,然後待在家裡生兒育女。

我們週六中午一起吃了飯,週日乘著遊船逆流而上,去一個動物保護區遊玩。船上有很多帶著孩子出來玩的人,很是吵鬧。在保護區,我們看到了像黑香腸一樣蜷成一團的毛鼻袋熊,一臉不悅、髒兮兮的鴯鶓,走過一個開滿了不知名鮮花的棚架,還和考拉合了影。我們聊起彼此的近況,時而嚴肅,時而輕鬆,還不忘開開玩笑。回來的路上,我們喝了船上酒吧裡的杜松子酒,然後接吻了,還小小地出了個洋相。船上的引擎聲、嬰兒的啼哭聲、小孩的尖叫聲和追逐打鬧聲混合在一起,吵得我們幾乎沒法說話,但是他說:“請過來看看我的房子吧。我有一處借來的房子,你會喜歡的。我迫不及待地請求你,請過來和我一起住吧。”

“我應該去嗎?”

“我要跪下了。”他這麼說,也這麼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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