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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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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起來,正經點!”我說,“我們在外國呢。”

“也就是說,可以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一些孩子停下手裡的遊戲,盯著我們看,表情驚訝而又嚴肅。

我叫他X,彷彿舊式小說裡假裝是現實中的人物。X是他名字中的一個字母,又好像很符合他的氣質,所以我這樣稱呼他。在我看來,這個字母既寬泛又神秘。用字母來代替名字,我近來經常這麼做。我對自己說:“巴登汽車144路。”隨即腦海裡就會出現一連串景象,街道和房屋都清清楚楚;有拉特羅布街、帕丁頓街,還有彩票銷售點。學校是寬敞舒適的平房,雞蛋花樹上落下柔軟嬌嫩、香氣撲鼻的花。我們就是乘這輛車去市中心的,一共去過四五次,拎著自己的網兜,在伍爾沃思商店買食品雜貨,在科爾斯肉店買肉,在糖果店買甘草糖和姜心巧克力。這個城市的很多建築都建在溪谷之間的山脊上,所以當我們穿過人口稠密但尚未開發的山村去市中心時,有種下山的感覺。市中心有條渾濁的河,不乏殖民時代那種宜人的破舊感。我們來這裡的時間雖短,卻覺得一切都很熟悉,而且不會和從前的記憶相混淆。車上坐著一些戴遮陽帽的家庭主婦,我們彷彿瞭解她們的生活;溪谷上邊那些建在木樁上的關著百葉窗、牆面曬裂了的房子,我們彷彿知道里邊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也熟悉那些看不到的街道。這種熟悉不會給你壓力,反而讓你感到喜悅,還夾雜著些許陌生感,好像我們曾經以一種自己不理解的方式路過這裡。我們經過一個悠閒度日的人家,心中升起十足的安全感——我們在任何合法的家庭裡,任何自己本該屬於的地方從未有過的感覺——這或許是事實,或許只是說說而已。我們度過了一個輕鬆愉快的假期,而且沒有假期裡通常有的那種無所事事的感覺。X每天去學校,我去市中心的研究圖書館,在縮微膠片閱讀機上看舊報紙。

一天,我去圖旺公墓找一些墓碑。這裡比加拿大的公墓壯觀,但是有點亂。一些華美的白色墓碑上,碑文隨意得令人吃驚,比如“我們的好媽媽”“一個好人”等。我在想,這說明澳大利亞人的什麼特點呢?接著又想,在別的國家時,我們總是想探究事情的意義,又想該如何跟X討論這個問題。

教堂司事從他的小房子裡走出來,幫我一起找。這個年輕人穿著短褲,身上滿是文身。他的胸前文著一艘揚帆航行的船,叫“澳大利亞費利克斯”號;一隻胳膊內側文了一個閨閣中女子,外側文了一個彩繪武士,另一隻胳膊上文的是龍和旗子;一隻手背上文著澳大利亞地圖,另一隻手背上文著南十字星座。我不想偷看他的腿,腦子裡只留下一個大概的印象:他腿上的圖案比較複雜,像豎排的漫畫,還有一串圍繞在花中的圓形徽章,也許裡面包含了某些姑娘的名字。我留心記下這些細節,準備回家以後和X分享。

他也會帶東西回家:公共汽車上的聊天,詞語的起源,他發現的某些聯絡等。

我們大膽地用“愛”這個字眼,不用承擔什麼責任,也不用考慮未來。自由自在,瀟灑大方,時常慶祝,但又不會頻繁到令人生厭的地步。我們深信,這短短的時光將充溢著幸福。唯一的遺憾就是太懶了,沒去植物園看一次盛開的荷花,也沒一起去看一場電影,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後悔;但可以肯定的是,將來我們一定會想起很多當時沒來得及分享的事。

我夢見X給我寫了一封信,是木版印刷的,字型歪歪扭扭。我想這樣他就能隱藏自己的筆跡了,真聰明,但這封信讀起來卻很費勁。他說希望我們一起去古巴旅行,是他在酒吧裡遇到的一個牧師請我們去的。我在想,那個牧師是不是間諜。他說我們可以一起去佛蒙特州滑雪,說他不想幹涉我的生活,但確實想給我庇護。庇護——我喜歡這個詞。夢境越來越離奇,信被延誤了,我試著給他打電話,但電話撥號盤壞了。我好像在照顧一個小嬰兒,小傢伙正在衣櫥的抽屜裡睡覺。夢變得越來越混亂,越來越壓抑,直到我醒來。“庇護”這個詞仍然在我腦海裡縈繞著,我只能任它慢慢退去。在女王大街和巴瑟斯特大街的交口處,我躺在凱伊公寓裡的床墊上,床墊就放在地板上。我醒來的時候正好是早上八點,窗子開著,熱浪襲人,街上滿是走在上班路上的人,電車走走停停,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

這套公寓又便宜又舒適,有高高的窗戶,白色的牆壁,原色的棉布窗簾和光滑的灰色地板。這裡一直以來都是便宜的臨時容身之所,所以沒有人想改變它。護壁板還在,暖氣片外面還包著老式的有孔隔板。凱伊有一些漂亮的褪了色的小地毯,還有些普通的靠墊和床單,這讓放在地板上的床墊看起來不像床墊,倒更像沒有靠背的長沙發。一張用壞了的彈簧床墊靠在牆上,外面包著披肩和圍巾,上面釘著幾幅鉛筆素描畫,是凱伊的藝術家前男友的作品。沒有人知道怎麼把彈簧床墊弄出去,也沒有人知道這東西一開始是怎麼弄進來的。

凱伊以畫植物插圖為生,一絲不苟地為教科書和政府手冊作畫。她住在一家農場,家裡的大人孩子不斷地來了,走了,直到有一天永遠地離開了。多倫多這套公寓,她每隔幾周就回來待一天。她喜歡女王大街這一地段,這兒有小酒館和二手商店,同時又很僻靜。在這兒,她很少碰到在布蘭克森霍爾女子學校上學時的同學或參加過自己婚禮的人。凱伊結婚時,新郎穿了一條蘇格蘭短裙,新郎的同事用劍搭了一個拱形門。凱伊的父親是一位陸軍准將,她是在政府大廈初入社交界的。我常想,正因為如此,她才從不厭倦冒險和隨性的生活,不害怕深夜裡窗子底下的爭吵聲,也不害怕樓下門口那些喝醉酒的人。

她感覺不到我所感到的那些威脅,從來不會用想象的失敗來嚇唬自己。

凱伊沒有水壺,她用深平底鍋燒水。她比我小十歲,臀部窄窄的,頭髮又長又直,黑色中帶了幾縷灰色。她通常戴一頂貝雷帽,穿著從二手商店買來的破舊但很好看的衣服。我認識她六七年了,這些年裡她常常都在戀愛中。她愛的人都很大膽,有些還很怪異。

在一艘從中心島出發的船上,她邂逅了一個假釋犯人。那是個皮膚黝黑的高個子男人,頭上戴著刺繡束髮帶,灰黑色的長髮隨風飄揚。這個人因為砸了前妻的房子——或者說前妻情人的房子——而進了監獄。對於這種由於一時衝動而犯下的罪行,凱伊一開始很是不理解,後來便釋然了。這個男人說自己有一部分印度血統,等他在多倫多處理完一些事情,就帶凱伊去他出生的島上。那座島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沿岸,他們可以在海灘上策馬揚鞭。於是凱伊便開始學習騎馬。

和假釋犯人分手的那段時間,凱伊很害怕。她發現自己的睡袍和內衣上有威脅性的求愛紙條,是用別針別在上面的。她換了鎖,報了警,但是沒有放棄愛情。很快,她就和一個藝術家墜入愛河了。這個人倒是沒砸過房子,但被精神世界的種種跡象所支配。據說在他們相遇之前他就有預感,在凱伊開口之前他就知道她要說什麼,而且經常在她脖子上看到牛軛或圓環一樣的不祥藍光。有一天,他消失了,留下那些素描,還有一本內容豐富而恐怖的解剖學書。書裡的插圖是被肢解的屍體的照片,內臟、皮膚和體毛都呈現出真實的顏色,紅、藍兩種顏色(注入的顏色)交錯,顯示的是密密麻麻的血管。在凱伊的書架上,你可以讀到她的戀愛史:有關監獄暴亂的書和罪犯自傳,是跟假釋犯人在一起的時候看的;這本解剖學書和另一些有關超自然現象的書,是和藝術家在一起的時候讀的;有關洞穴的書和阿爾貝特·施佩爾的書,是和有錢的德國進口商在一起的時候看的,“洞穴探察者”這個詞就是那個人教給她的;還有關於革命的書,是她在西印度群島時看的。

凱伊總是全心全意地接納一個男人,連同他的故事。她還會學習那個人的語言——有時候是真的學一種語言,有時候是比喻意義上的語言。一開始,她可能會試著掩飾自己的狀態,假裝謹慎或語帶嘲諷地說:“上週我碰到一個奇怪的人……”或“聚會上我和一個男人聊得很開心,我告訴過你嗎?”很快,她就渾身顫抖——雖然想狡黠地掩飾自己內心的激動,但還是露出固執而歉意的微笑:“實際上我恐怕已經愛上他了,很糟糕,對不對?”下次你再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陷得很深了。她會跑去算命,三句話不離那個人的名字;一提到那個名字,聲音就變得多情起來,眼簾低垂,一副無助而又享受的樣子,令人震驚。隨之而來的則是鬱悶、懷疑和痛苦,在解脫自己和糾纏對方之間苦苦掙扎;打電話對方也不接。有一次,她扮成一個老婦人,戴著灰白的假髮,穿著破爛的毛皮大衣,在她認為是第三者的女人家外面,在寒冷的戶外走來走去。她會冷靜、理性而機智地分析自己的過錯,講一些她蒐集來的這個情人見不得人的事,然後歇斯底里地給他打電話,喝得酩酊大醉,使用羅爾夫按摩療法、游泳療法,或者去體育館健身。

凱伊做的這些事沒什麼特別的,是女人都會這樣,也許她做得更頻繁,更公開,更欠考慮,也更狂熱,但是她的信心永不枯竭,也永遠保持著恢復能力。我跟所有人一樣開她的玩笑,但同時也為她辯護,說她並非註定一直生活在懷疑中,在愛情中不斷地撤出,並長久地承受不滿和難以說清的來來回回的痛苦。她對人的信任是徹底的,在愛情中感受到的痛苦是尖銳的。她好好地活了下來,沒有受到明顯的傷害。在她的字典裡沒有漂泊,也沒有停滯。在我看來,她的生活並不叫人沮喪。

她正在試著忘掉一個人,那個和妻子分居的男人,農場上另外一個女人的丈夫。他叫羅伊,是個人類學家。

“愛上一個住在農場上的人太卑微了,”她說,“真的太卑微了,而且還是特別熟悉的人。”

我說我正在試著忘掉一個在澳大利亞認識的人,打算寫完這本書就把他忘了,然後離開這兒,另找一份工作,另找一個地方生活。

“彆著急,慢慢來。”她說。

我在想“忘掉”這個詞,它的發音清脆而又平常,聽來令人振奮,正符合凱伊此時的心情。當愛情剛剛降臨、正在升溫時,她會變得神秘兮兮,猶豫不決;可是當愛情漸漸走遠,最糟糕的那段時間過去以後,她反而變得乾脆、有趣、坦率,善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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