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薩羅[19]登陸秘魯海岸的時候，印加人還在用金盤子吃飯呢。”戴維說。
“不要說得好像沒有解決辦法一樣。”金伯莉說。
“可能我們已經被毀掉了，”露絲神情恍惚地說，“已經是過時的老古董了。不，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是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已經是時代的遺物了。”
原本交叉雙手趴在桌子上的伊娃忽然抬起頭，窗簾布做的頭紗掉下來，蓋住她一隻眼睛，之前化的妝都花了，整張臉看起來像一朵斑駁的花。她堅定、大聲地喊道：“我才不是遺物呢。”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當然不是咯！”瓦萊麗說，說完開始打哈欠，往後推椅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禮節性地朝大家笑笑，然後把蠟燭吹滅：該回家了。
“聞聞小河的氣息！”她對他們說。黑暗中，瓦萊麗的聲音聽起來淒涼而溫柔。
“看，一輪凸月。”
是羅貝塔告訴喬治凸月是什麼的，所以喬治如果聊起凸月，便是在向羅貝塔示好。此刻他們穿行在黑魆魆的玉米地裡，喬治說這句話就是在向她示好。
“嗯，看到了。”
羅貝塔沒有以沉默拒絕這個示好，但也沒有表現出喜悅，只是保持著禮貌。她打了個哈欠，哈欠聲裡夾雜著一個私密的資訊。她知道無動於衷很有吸引力，但這不是策略，徹底的無動於衷才是。假裝沒有用，他看得出來；她必須一不做二不休，做到徹底不在乎。那樣他就會覺得她飄忽、遙遠，對她的愛就會復燃，她便擁有了權力。但是你一旦開始看重這份權力，它又會倏然離去。羅貝塔打哈欠的時候就在想這些，在在乎與不在乎之間搖擺不定。如果可以，她想就停留在這邊緣上。
半噸重的皮卡車載著喬治和羅貝塔，還有車廂裡的伊娃和安傑拉，在韋茅斯鎮第三大道上行駛。當地人管這條礫石路叫電話路，電話路十分寬闊，往來的車輛也很多。他們是從河濱路開到這條路上來的，河濱路窄多了，瓦萊麗家就在那條路上。從河濱路路口到喬治家大約有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在這段路上有兩條側道與電話路垂直相交。兩條側道上都有停車標誌，而電話路則一路貫通。他們已經過了第一個路口，在第二個路口，一輛1969年的深綠色道奇車正以每小時八十到九十英里的速度從西面駛來。車裡是兩個剛參加完聚會的年輕人，正在趕回洛根的家。其中一個醉倒了，另一個在開車，他忘了打車燈，只借著月光看路。
在那一剎那，羅貝塔沒有尖叫，喬治也沒有碰剎車。那輛大車在他們面前一閃而過——一個巨大的黑影，沒有燈，似乎也沒有聲音。那輛車從黑魆魆的玉米地裡躥出來，驟然出現在他們面前，就像魚缸裡突然蹦出一條又大又扁的魚。那車離他們的前燈似乎不到一米，然後就不見了——消失在公路另一側的玉米地裡。他們繼續往前開，沿著電話路向前行駛，然後轉到小路上，最後停在院子裡。兩個人坐在車裡，看著裝修了一半的房子的黑影，心裡感到的不是恐懼或感恩——還沒來得及有那樣的感覺，只是覺得奇怪，感覺自己就像那鬼車、那黑魚一樣奇怪、扁平、懸空，與過去、未來沒有一絲牽連。院子裡，雜亂的松樹枝在他們頭上晃動著；樹下，清朗的月光灑在遲遲不肯長高的新草坪上。
“你們都死了嗎？這不是到家了嗎？”伊娃的聲音把他們從恍惚中喚醒。
克羅斯夫人和基德夫人
克羅斯夫人和基德夫人認識八十年了。她們是在幼兒園時認識的，那會兒還不叫幼兒園，叫學前班。在克羅斯夫人心裡，關於基德夫人的第一個畫面是這樣的：她揹著手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朗誦詩歌，眼睛黑黑的，一張小臉揚起來，聲音聽起來非常自信。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你去任何音樂會，任何娛樂性的聚會，都能看到基德夫人（那時她不叫基德夫人，叫瑪麗安·波瑟頓）的身影：黑黑的頭髮，留著厚厚的齊劉海，穿著漿過的背心裙，裙邊筆挺，像兩隻小翅膀，正流利、充滿感情地朗誦詩歌。哪怕是今天，她已經坐在輪椅上了，也會隨時朗誦起來：
“今天，我們法國人攻佔了雷根斯堡。”
或者：
“我知道的那些船都在哪裡了？
半個世紀前，
它們曾停靠在芬迪灣。”
她停下來不是因為不記得了，而是想讓別人問“這是哪首詩？”或“這不是《第三個讀者》裡的詩句嗎？”這些問題會讓她朗誦得更起勁：
“帶著美麗和莊嚴的榮光。”
基德夫人對克羅斯夫人（多莉·格蘭傑）最初的印象是她那紅紅的、寬寬的臉龐，下垂的裙邊，淺色的粗髮辮和洪亮的聲音。她還記得那是一個雨天，孩子們都擠在操場邊的屋簷下。女孩子們在玩一個遊戲，實際上是一種舞蹈，一種弗吉尼亞里爾舞，配著的歌詞是：
“舊的銅馬車顛顛簸簸，
舊的銅馬車顛顛簸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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