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真不公平，”朱莉說，“對我來說從來就沒發生過什麼性革命，真的。真希望自己生得小點，我是說晚點。為什麼不坦誠一點呢？”她有時候會讓自己坦誠到荒唐的地步。她這麼說顯然是故意的，給人的感覺有些賣弄風情——孩子氣的風情，然而又不像是在開玩笑。這很重要，因為我有點替她捏把汗。我們已經開始喝第二瓶酒了，朱莉喝得比我和道格拉斯都多。
“好吧，”她說，“我知道這很可笑。我一生中曾經有過兩次機會，結果都很可笑，我是說很奇怪。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命中註定的，不，不是上帝的意思。”
“噢，朱莉。”我說。
“有些事你並不全知道。”她說。
我覺得她真的醉了，我應該儘量讓氣氛輕鬆一些，便說：“怎麼不知道？有一次你往海里扔蛋糕，遇到一個心理學專業的學生。”
道格拉斯笑了，我很高興。
“真的嗎？”他說，“你總是把蛋糕往海里扔嗎？有那麼難吃嗎？”
“好吃得很，”她故意一本正經地開玩笑道，“既好吃又精緻。聖安娜奶油蛋糕，龐然大物，裡面有奶油、蛋奶沙司和奶油硬糖。不，不難吃。我之所以要把它扔到海里——我告訴過你，”她對我說，“是因為當時我有個不為人知的問題：飲食問題。那時我剛結婚不久，和丈夫住在溫哥華，就在基斯蘭奴海灘附近。我是那種先暴飲暴食然後再催瀉的人。我經常做奶油泡芙，一個個吃光，有時候做乳脂軟糖，吃掉一整鍋，然後用芥末和水催吐，或者服用大劑量的瀉鹽把食物排掉。太可怕了。我非常內疚，但是無法自控，這一定和性有關。現在他們都這麼說，對嗎？”
“好吧，我做了這個可怕的蛋糕，假裝是給萊斯利做的，但做完後我知道其實是給自己做的，最終我會一個人把它吃掉。於是我把它丟進垃圾箱，但我知道自己可能還會揀出來吃掉。太噁心了是吧？所以我把整塊蛋糕裝進一個牛皮紙袋，一路走到海邊岩石那兒，把它扔進了海里。這一幕被這個男孩看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在想什麼。如果你看到一個女人往海里扔牛皮紙袋，你第一時間會怎麼想？我只得告訴他袋子裡是一個蛋糕，我把配料弄錯了，很慚愧蛋糕做砸了。可是在接下來的十五分鐘裡，我跟他說實話了，我從來沒想過告訴任何人的。他說他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學生，但是輟學了，因為學校裡那些人都是行為主義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行為主義者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朱莉無奈地感嘆道，“就這樣他成了我的男朋友。我們在一起前後大概有六週。他想讓我讀榮格的書。他的頭髮濃密、捲曲，顏色像老鼠皮。我們躺在岩石後面摟著脖子瘋狂地親吻。當時是二月還是三月，天氣還很冷。他一週只能和我見一次面，而且總是在同一天。我們沒有發展到太親密的程度。結果——好吧，結果我發現他來自一家精神病院，真的。我們見面的日子就是他每週出來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先發現了這個，還是先發現了他脖子上的傷疤。我說了他有絡腮鬍子嗎？這在當時可不常見。萊斯利討厭絡腮鬍子，他自己現在也留了。他試過割喉自殺。我說的不是萊斯利。”
“噢，朱莉。”我說，儘管之前也聽她說過這件事，但對我來說，聽到有人自殺，感覺就像內臟要擠出傷口一樣，你得把它塞回去，然後趕緊貼上紗布墊。
“情況也沒有那麼糟。他當時正在恢復，我確信後來他好了。他只是個偏激的孩子，經歷過一次危機，但是我嚇壞了。我很害怕，因為覺得自己也快瘋了。暴飲暴食、催吐，這些事已經夠糟的了。這時，他向我坦白說自己只有十七歲，一開始他謊報了年齡。這一點戳中了我的痛處，想到和一個比自己小三歲的男孩子亂來，我感到羞愧難當。我跟他說了一大堆謊話，說我理解他，沒關係，下週我還會來和他見面；然後回到家，跟萊斯利說我沒法繼續住在地下室公寓了，我們得搬家。我哭了。不到一週，我就在北岸找了個地方，和丈夫安頓下來。我永遠都不會去基斯蘭奴海灘了。孩子們小的時候，如果要帶他們去海邊，我會堅持去西班牙海岸或安布林賽德。我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
“可能過得還不錯呢，”我說，“可能是一個有名的榮格主義者了。”
“或者是有名的行為主義者，”道格拉斯說，“或者是體育比賽解說員。你現在看起來不像是吃了太多的奶油泡芙啊。”
“我戒了，應該是在懷孕的時候。生活真是奇怪。”
道格拉斯儀式性地倒光了瓶子裡剩下的酒。
“你說有兩次這樣的經歷，”他對朱莉說，“你要把我們懸在這裡嗎？”
還好，我想，他沒覺得無聊或反感，他喜歡她。朱莉說話的時候，我一直在觀察道格拉斯，心裡想著這個問題。為什麼每次介紹一位男士給女性朋友，都會有這樣的擔心，擔心這位男士會無聊或反感？
“另一次就更奇怪了，”朱莉說，“至少讓我更費解。本來不應該跟你們說這些蠢事的，但是話到嘴邊，索性講出來好了。唉，這件事讓我很不解，完全把我給弄糊塗了。也是在溫哥華，但已經是很多年以後的事了。我當時加入了一個叫‘交朋友小組’的組織，它提倡一種集體療法，幫助那些能夠正常生活但心理上深受困擾的人。這在當時的西海岸很流行，大家經常說要摘下面具做人，人與人之間應該更親近。這些說法很容易遭到嘲笑，但我覺得還是好處更多，而且聽起來也很新穎。我這麼說一定像是在為自己辯解，就好像說十五年前我就會編流蘇花邊了，那時還沒流行這個；當時大家覺得還是別編流蘇花邊的好，永遠都不要。”
道格拉斯說：“我都不知道流蘇花邊是什麼。”
“那最好了。”我說。
“一個從加利福尼亞來的男人，斯坦利，經營著幾個這樣的小組。他自己不會說‘經營’，這個人很低調，但他有報酬，我們付錢給他。斯坦利是個心理學家，留著可愛的黑長卷發。當然，他也有絡腮鬍子，但那個時候絡腮鬍子已經不算什麼了。他走路的樣子有些笨拙，讓人覺得這個人很單純。他會說：‘嗯，說來有點瘋狂，但我想……’他有種技巧，可以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比他聰明。他很真誠，會對你說：‘你——沒有——意識到——你有多可愛。’不，我這麼說好像他是個大騙子，真實的情況比這複雜得多。不管怎麼說，不久後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就是這個斯坦利。信裡通篇都是對我的讚美，精神的、肉體的、心靈的，他說他愛上我了。”
“我處理得很成熟，給他回信說，他並不瞭解我。他說噢，不，他了解。他打電話來道歉，說自己不該這麼煩人，但是又控制不住。他問我能不能出來喝杯咖啡。喝杯咖啡能怎樣？我們喝了幾次咖啡。一般都是我在愉快地聊天，他偶爾插上幾句，說我的眉毛很美，或他想知道我的乳頭長什麼樣。我的眉毛其實很普通。我不再和他喝咖啡了，他開始開著他的舊貨車在我家周圍偷窺，真的。我在超市裡買東西的時候，他會站在我旁邊，愁眉苦臉地盯著貨架上的奶製品看。有時候一天能收到他三封信，信中他狂熱地讚美我，說我對他有多麼重要，向我坦白他的自我懷疑，說他不想成為別人的導師，而我既清高又聰明，對他來說正好。真是一派胡言。我知道這一切都很荒唐，但不可否認，自己在某種程度上開始依賴這些信。我知道每天郵遞員來送信的準確時間。我決定開始留長髮，畢竟還不算太老。”
“大約半年後，有一天我們組裡的一個女人給我打電話，說出大事了，另一個組裡有個女人向丈夫坦白說她和斯坦利發生了關係。她丈夫暴跳如雷，他不是小組成員；後來這件事傳了出去，接著另一個女人，一個接著一個，都透露了同一件事，都坦白說和斯坦利發生了關係。很快，大家都不知道該責怪誰了。這些女人彷彿中了魔法，成了受害者。後來大家發現，斯坦利做這件事是有計劃的，他從每個組裡挑選一個女人。由於我所在的組裡已經有一個了，所以他應該沒有把我當成目標。他選的全都是已婚女人，沒有單身的，單身的可能會很麻煩。一共有九個，真的，九個女人。”
道格拉斯說：“夠忙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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