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艾伯特恐怕再也不會見面了。”威爾弗雷德大聲說道，聽不出哭的痕跡，也聽不出滿意或遺憾的語氣。
“除非我們真的去薩斯喀徹溫。”米爾德麗德說。艾伯特邀請他們去的時候，她覺得去那裡和去西伯利亞的可能性差不多。
“總會去的。”她加了一句。
“也許吧。”威爾弗雷德說。他長長地、重重地喘了一口氣，似乎很滿意。“但肯定不是下週。”
木星的衛星
我在多倫多綜合醫院八樓的心臟病病房區找到了父親。這是一間雙人間病房，另外一張床空著。父親說他的醫療保險只能報銷普通病房一個床位的費用，怕這樣醫院會多收費。
“我從來沒要求住雙人間。”他說。
我說普通病房的床位可能滿了。
“沒滿。他們推著我經過那裡的時候，我看到有幾張床是空著的。”
“那就是因為你身上得連著那個東西。別擔心，要是多收費，他們會告訴你的。”
“這倒是有可能，他們不想把那玩意兒架在普通病房裡。我猜我的醫療保險裡應該包括那玩意兒。”
我說肯定是這樣。
父親的胸口貼著電線，床頭上方掛著一個小螢幕。伴隨著令人緊張的嘟嘟聲，一條鋸齒狀的亮線在螢幕上顯示出來，那是他心臟的活動情況。我儘量不去看螢幕。在我看來，如此密切地關注心臟——實際上是把本來非常隱秘的活動誇張地顯示出來——無異於自找麻煩。凡事一旦如此暴露，就會愈演愈烈，以至於最終失控。
父親卻好像並不介意。他們給他服用了鎮靜劑。你知道的，他說，就是那種能讓人快樂的藥丸兒。現在他看上去確實既平靜又樂觀。
前一天晚上卻是另一番情形。我開車把父親送到醫院急診室時，他臉色蒼白，雙唇緊閉。他開啟車門，站起身，平靜地說：“你還是給我弄輛輪椅來吧。”每逢危急時刻，父親說話總是這種語氣。有一次，家裡的煙囪著火了。那是個週日的下午，我正在用別針把一件裁好的衣服別起來，父親走進來，也是用這種不動聲色但充滿警告意味的語氣說：“珍妮特，你知道哪兒有發酵粉嗎？”他想用發酵粉去滅火。後來他說：“我猜是你的錯——你不該在禮拜日做針線活。”
我在急診候診室等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把值班的心臟病專家叫了來，是個年輕的醫生。這個醫生把我叫到走廊裡，告訴我父親的一個心臟瓣膜受損嚴重，應該立即接受手術。
我問他如果不做手術會怎樣。
“那就得臥床。”醫生說。
“多長時間？”
“可能三個月。”
“我是說還能活多長時間？”
“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醫生說。
我去看父親。他坐在床上，床外邊掛著簾子，把房間那一角隔開。“情況不好，是不是？”他說，“他告訴你我心臟瓣膜的情況了嗎？”
“也沒有那麼糟糕，”我說，然後把醫生說過的所有積極的話重複了一遍，或者說誇大地說了一遍，“暫時沒有什麼危險。要不是心臟有毛病，你的身體還是很好的。”
“要不是……”父親沮喪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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