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車開累了——從中午開始，先是一路開到達格利什去接父親，然後又返回多倫多——還惦記著把租來的車按時還回去。另外，剛才在候診室裡讀到的一篇文章也讓我惱火不已。那篇文章寫的是另一個女作家，比我年輕漂亮，也許還比我有才華。我去英格蘭待了兩個月，所以剛看到這篇文章。我一邊讀一邊在想父親會說什麼，耳邊似乎響起了他的聲音：嗯，就沒在《麥克林》上看到寫你的文章。要是看到過，他就會說：嗯，這篇東西寫得一般吧。父親語調幽默，話裡面飽含著對女兒的寵愛，但總是讓我感到沮喪。我從他那裡得到的資訊很簡單，那就是：無名時為名譽而奮鬥，出名後為名譽而歉疚。總之無論成名與否，你都難辭其咎。
醫生的話沒有讓我感到意外。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很高興自己能夠平靜地接受現實，就像自己能夠包紮傷口或敢站在讓人覺得搖搖欲墜的陽臺高處往下看一樣。我想是的，是時候了，該發生點兒什麼了，於是事情就來了。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都會覺得難以接受，而現在我卻十分平靜。我從父親臉上看到了他的不甘——就像三四十年前那樣不服輸。我硬起心腸，故作輕鬆地跟他開玩笑道：“‘要不是’就已經很好了。”
第二天，父親恢復了平時的樣子，或者說他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父親說現在看來，那個年輕的傢伙——那個醫生可能是太著急做手術了。“有點兒愛動刀子。”他半開玩笑半賣弄地說道，這是醫院裡流行的說法。他說另一個年長一些的醫生給他做了檢查，認為多休息、配合藥物治療可能就管用。
我沒問他管什麼用。
“他說我的心臟瓣膜有缺陷。好吧，的確是有些損傷。他們問我小時候有沒有得過風溼熱，我說應該沒有。但那時候得了什麼病多半是不知道的，父親不喜歡帶我們去看醫生。”
我總是把父親的童年想象成暗淡無光、危險重重的樣子：農場一貧如洗，姐姐們擔驚受怕，父親嚴酷無情——一想到這些，我對他即將面臨死亡就有些不甘心。我想到他小時候離家出走，趁著晚上的微光沿鐵軌一路跑到戈德里奇，到湖船上去幹活。父親過去常常說起這段經歷。他沿著鐵軌走，在某個地方看到一棵榲桲樹。榲桲樹在我們這一帶很少見，實際上我從來沒見過，就連父親看到的那棵也沒見過。有一次他帶我們去找那棵樹，他覺得自己記得那附近的十字路口，但是我們沒找到，當然他也沒吃上那棵樹上結的果子。但這棵樹的存在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他覺得自己踏進了一片新領地。
父親少年時代離家出走，後來挺過重重困難，如今風燭殘年卻因心臟瓣膜返流困在醫院……我沒有繼續想下去，不願意想起他的年輕時代。連他那白皙、厚實的軀幹都讓我覺得危險——因為他看上去是那麼強壯，那麼年輕。父親的身體很少曬到陽光，這是那一代勞動者的典型特徵。他脖子上皺紋重重，手上和胳膊上滿是老年斑，頭窄窄的，顯得恭謙有禮，頭髮和鬍子稀稀拉拉的，都已經是灰白色，這才是我所熟悉的父親。
“為什麼要做手術？”父親說得不無道理，“想想我這個年紀做手術的風險吧，何苦呢？最多能多活幾年。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回家，好好休息。優雅地離開，這是在我這個年紀你所能做到的一切。你的態度變了，你知道的，經歷了一些思想上的變化。這樣好像更自然。”
“什麼更自然？”我問他。
“哦，死亡。沒有比這更自然的了。不，我是說，不做手術更自然。”
“真的嗎？”
“是啊。”
“聽你的。”我說。其實我是贊成父親的想法的，這正是我內心裡對他的期望。每當我對別人提起父親時，總是強調他的獨立、自足和寬容。他在工廠裡做工，在花園裡勞作，還讀歷史書；他能給你講羅馬皇帝和巴爾幹戰爭；他從不大驚小怪。
兩天前，小女兒朱迪絲到多倫多機場來接我，和她同居的男孩唐也來了。第二天早上他們要開車去墨西哥，我在多倫多這段時間就住在他們的公寓裡。目前我在溫哥華常住，所以有時候我會說，溫哥華是我的總部。
“尼古拉呢？”我問朱迪絲，立刻想到她是不是發生什麼意外了，或者用藥過度了。尼古拉是我的大女兒，她上過音樂學院，做過酒吧服務員，後來失業了。如果她來機場接我，我可能會說些不該說的話，可能會問她有什麼計劃。她會優雅地把頭髮拂到腦後，然後反問我：“計劃？”——好像這個詞是我發明的似的。
“我知道你一上來就會問尼古拉。”朱迪絲說。
“沒有啊。我先跟你打招呼了，然後才……”
“我們去取行李。”唐平靜地說。
“她沒事吧？”
“肯定沒事，”朱迪絲裝著好笑的樣子說，“要是我沒來，你肯定不會這麼擔心。”
“當然會了。”
“不會的。尼古拉可是全家人的寶貝兒。你知道，她比我大四歲呢。”
“這還用你說？”
朱迪絲說不知道尼古拉現在具體在哪兒，只知道她從自己那兒（那個豬窩！）搬走後，打電話（尼古拉的電話可真稀罕）來說暫時不想和別人聯絡，不過她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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