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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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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往他們的小貨車走的時候,朱迪絲的語氣好多了。唐提著我的手提箱走在前面,朱迪絲說:“我跟她說你會擔心的。不過別擔心,她沒事的,相信我。”

有唐在場,我感到很不自在,不希望他聽到這些事。我能想象出他們之間的談話——唐和朱迪絲,或者唐、朱迪絲和尼古拉(姐妹倆有時關係不錯),也可能還有我壓根不認識的人——他們會說起我。朱迪絲和尼古拉會一起回憶童年趣事,有分析,有遺憾,有責怪,有諒解。我真希望自己生的是一兒一女,或兩個兒子,那樣他們就不會這樣了——兒子不可能知道母親這麼多事。

我年輕時也一樣,跟朱迪絲這麼大的時候,也會和朋友聊天,在學校的自助餐廳裡,或深夜時分在租金低廉的學生宿舍裡邊喝咖啡邊聊。像尼古拉這麼大的時候,我已經有她了。我要麼把她放在手提式嬰兒床裡,要麼任她在我腿上扭來扭去;那時我喝起了咖啡,溫哥華每個下雨的午後,我都會和一個鄰居邊喝咖啡邊聊天。那個鄰居叫露絲·佈德羅,她讀過很多書,當時和我一樣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十分迷茫。我們聊父母,聊童年,不過有段時間對自己的婚姻隻字不提。我們對父母來了個徹頭徹尾的分析,悲嘆他們的婚姻,悲嘆他們錯誤的人生目標或對人生目標的恐懼。我們那麼熟練地給父母貼標籤,下斷語,不留更改餘地。多麼自以為是!

唐走在我們前面。這個苦行僧樣的男孩個子高高的,一頭聖方濟各式的黑髮,鬍子修得一絲不亂。我看著他,心想他有什麼權利知道我的事,那些連我自己可能都忘了的事。我覺得他的鬍子和髮型都很不自然。

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對我說:“你知道嗎?你長大成人的那些年,哦,在我記憶裡一團模糊,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當時很不高興。我可清楚地記得哪年發生了什麼事,那一幕幕痛苦的回憶。我記得哪一年在本博女裝店看過櫥窗裡的晚禮服。整整一個冬天,每週都有一件新禮服擺出來,被聚光燈照得通亮——衣服上有閃光的飾片,輕盈的薄紗,還有玫瑰、丁香、藍寶石和水仙花——我凍得瑟瑟發抖,站在泥濘的人行道上眼饞地望著裡面。我記得哪一年模仿母親的筆跡在一份糟糕的成績單上籤過字,哪一年出的麻疹,哪一年給客廳貼過牆紙。但是朱迪絲和尼古拉小時候(那時我和她們的父親還在一起),沒錯,我的記憶也是一片模糊。我記得晾尿布,收尿布,疊尿布;記得兩處住房的廚房長臺和放髒衣籃的地方;記得電視節目:《大力水手》《三個臭皮匠》《娛樂大世界》;《娛樂大世界》一開始,我就得開燈做晚飯了。我記得這些,但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們住在溫哥華郊外一個叫多米爾、多摩兒還是多莫斯的住宅區。那時候我整天睏倦不堪,懷孕時困,夜裡起來給孩子餵奶困,西海岸多雨的天氣也讓我昏昏欲睡。雨水滴滴答答,從黑幽幽的雪松和亮閃閃的月桂樹上滴下來;主婦們打哈欠,小睡,串門,喝咖啡,疊尿布;丈夫們晚上跨過河從市裡下班回家。每天晚上當我親吻穿著溼漉漉的巴寶莉雨衣回家的丈夫時,都希望他能把我從這種昏昏欲睡的狀態中喚醒。我給他端來肉、土豆和他允許我給他做的四種蔬菜中的一種。他狼吞虎嚥地吃完,然後在客廳的沙發上倒頭就睡。那時的生活老套、刻板,二十多歲的我們竟然比中年時更像中年人。

那狼狽不堪的幾年卻永遠地留在了孩子們的記憶裡。院子裡的某些角落我從來沒去過,她們卻會永遠記得。

“尼古拉不想見我嗎?”我問朱迪絲。

“她經常誰都不想見。”朱迪絲說。她走上前去,碰了碰唐的胳膊。我知道,那是在表示歉意和不安,是在給對方安慰。那樣碰一個男人,是告訴他你很感激他,知道他在為你做自己不喜歡的或有點丟面子的事。看到女兒這樣去碰一個男人——確切地說是男孩——比見到外孫都讓我覺得自己老。看到朱迪絲緊張不安的樣子,我能預知到她對唐的殷勤和順從。我敦實的、金髮碧眼的、坦誠率直的孩子,我憑什麼認為她感情不豐富,說話永遠直來直去,不太考慮別人的反應,不依賴別人?

就像我到處說尼古拉狡猾、孤僻、冷漠、迷人一樣,肯定有人知道她另外的一面。

第二天早上,唐和朱迪絲出發去墨西哥了。我決定見一個不相干的、不指望從我這兒得到什麼的人,於是打電話給一箇舊情人,聽到的卻是答錄機留言:“我是湯姆·謝潑德。九月份我不在城裡,有事請留言,並留下您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湯姆的聲音聽起來如此親切、愉快,以至於我竟然在電話這頭問他:我怎麼這麼愚蠢。我掛掉電話,感覺湯姆好像故意讓我失望似的,就像我們約好了在某個公共場所見面,他卻沒有出現。我記得他這麼幹過。

還不到中午,我就給自己倒了一杯苦艾酒,然後撥通了父親的電話。

“哦,真巧,”他說,“再過一刻鐘你就找不到我了。”

“你要去市中心嗎?”

“去多倫多市中心。”

他說要去醫院。達格利什的醫生想讓多倫多的醫生給他看看,讓他帶了一封信,說到時候給急診室的人看。

“急診室?”

“不是急症,他只是覺得這樣處理比較好吧。他認識那裡的一個醫生,要是預約,可能要等好幾周呢。”

“他知道你要開車去多倫多嗎?”

“哦,反正他沒說我不能開車去。”

結果就是我租了一輛車,開到達格利什,把父親接到多倫多,當晚七點前送進了急診室。

朱迪絲臨走前,我問她:“你確定尼古拉知道我在這兒嗎?”

“我告訴她了。”

有時候電話鈴會響,但都是朱迪絲的朋友。

“哦,看來這個手術得做。”父親說。那是他住院的第四天,他的態度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看來還是做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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